文/李传玺信富网
最近，全国政协文史馆李春华推出了林徽因1950年致茅盾的一封有关国徽设计的信。这是一封新发现的林徽因的信，也是新出现的有关国徽设计的史料。此信的出现，打通了原来不能顺理说明的史料的梗结，也为周恩来最终认同清华设计图案从文化品格的角度打下了基础。
林徽因这封信原文如下：
◆1950年，林徽因致茅盾的有关国徽设计的信。
矛（茅）盾先生：
听说我们上次所设计的国徽有欠妥之处可以改者，故又将前时所设计的，以方形为主的，另一图案画出送上。
思成在去年国徽小组中因送去的图案太少，发动我们做几种。所希望的就是我们新国徽要有东方系统的庄严大方式样，且是由中国民族艺术数千年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不是由于中国近代还不成熟的西洋画系统，或竟由广告画系统中出来的图案——我们要为中国工艺保持它的光荣。他曾经很直率的说出这原则上的要求，并提议多发动几个人来做。
但当时的艺专方面没再有人做，我们建筑师中间大多数又都是学西洋建筑的，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基础很渺茫。研究中国雕饰图案有年而又能设计的，除思成本人外，只有中国营造学社几位研究人员。莫宗江君就是其中最精于此道的。我本人也是多年研究中国雕饰刻纹手法的，但病倒十年，对于画细线条很吃力，所以我们用集体创造方式设计并制图，又请极懂中国艺术图案，而不作画的几位先生同事，修正了几次，故结果也只送上一个图样。
当时以为以璧为主体很恰当，不过忘掉提起璧本是古代最早的生产工具，原称铫（注：音yao）或“趙”（注：音diao）的，是耕田用的，见于《诗经》。（我们文物馆里保存着有这实物）。可惜我们想不到那（哪）国徽图案因它的图形也有点像币的问题。
这次送上的是以国名刻文为主体，所以是方的。其他衬托同上次差不多。玉刻花纹，除五星外，是植物梗叶纹，以后还可以用棉花茶花桐叶桑叶等。颜色，金、朱、白玉，之外加一种石绿粉蓝，采了敦煌壁画的配色，很热闹而不俗；民族艺术老底气息很重，但民间喜庆气息也很浓，很是大众的味道。不知这样好不好。
我们总希望尚未定出的国徽将是民族型式的，且以本国传统的成熟的手法来处理的——总想同西洋广告系统的图案作原则上斗争，所以才又送上原拟的另一图案的详图，再争取被考虑的机会。如果不是对国徽支持这原则上希望，我个人还有一点旧包袱未完全去掉，总觉到不好意思再送来了，并为此感到为难。
如果您将图案给周总理马先生们审核时，请也把我们这诚恳的动机告诉他们好一点，就是图案还是不好，不适用，也无关系。请原谅我们专门这种工作者的愚蠢的热心。即此
敬礼
林徽因 六月七日
（《共和国之徽》，吉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第106页）
一、此信打通了原来不能顺理说明的史料的梗结信富网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决定设立六个会务小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茅盾）。副组长起初只有叶剑英一人，由于叶剑英工作任务繁重，后增补沈雁冰为副组长，不久后，叶剑英南下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第六小组副组长职责完全由沈雁冰负责。所以此信林徽因用他的笔名“矛（茅）盾”按层级写给他并请他上报马叙伦和周恩来。
◆195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园合影。
由于国旗、国徽和国歌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与艺术要求，还必须要有对此特殊性有着精深理解的艺术大家和学术大家参加评选。于是第六小组在7月4日首次会上决定，“聘请专家为委员，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提出初步名单”。（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5页）会后郭沫若、沈雁冰二人立即拟定了名单，国旗国徽专家共18人，其中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国歌专家16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商量决定从中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人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人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预定8月18日至20日为选稿时期，22日举行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会议，23日举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24日开该组全体会议，并请顾问参加。
◆张仃、钟灵等人设计的五幅图案编入《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由于应征者多把国徽想像成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少数合于体制的，又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8月22日，集中选稿结束后，马叙伦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另请专家拟制新的国徽图案。他们聘请张仃、钟灵等人来设计。张仃、钟灵、周光远、萧淑华等人参加了国旗国徽图案首次征选，而且张仃和周令钊设计了新政协会徽。接到任务后，张仃等人一共设计了十种图案，最后从中选出五种图案送审。9月25日晚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对国徽，虽然很多人建议将张仃等人第一图（即中间上有一颗大五角星下是北半球中红色中国那幅）修改一下以做国徽，但毛泽东在听了梁思成和张奚若等人建议后，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由此，26日15时，第六小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外拟制”。周恩来也明确要求，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参与，共同设计好国徽。由于张仃等人一直参与，且基础较好，得以继续进行。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此得到邀请，开始加入到设计行列中来。
◆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合影。
清华团队以林徽因、莫宗江为主，参加者还有邓以蛰、王逊、高庄和梁思成。他们于10月23日提交了一份设计图案，即我们大家熟知的玉璧形的设计图案。
◆林徽因、莫宗江等人提交的国徽方案。
但通过林徽因此信得知，他们同时还设计了一份方形图案。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会议内容之一就是审定国徽图案。必须在会议之前，将国徽图案基本确定下来。5月29日，马叙伦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室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摆在他们面前的图案一共七种。据马叙伦会后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外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前六种是张仃等人的，后一种是林徽因等人的。张仃等人新设计的一种采用了斜透视天安门图案。会议将这七种图案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审定。由于天安门“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张奚若语），因此会议对张仃等人新设计有了一定倾向性。
此次会议，梁思成列席。得知会议情况后，林徽因很是担心自己团队设计的方案落选，抱着病躯立即致信沈雁冰，并将同时设计的方形图案报了过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推敲国徽图案。
沈雁冰收到此信后，随即转报马叙伦，马叙伦阅后于6月8日晚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齐燕铭，“送上梁思成先生爱人林徽因致茅盾先生信和国徽图案一幅，请您转呈总理处审核”。并请齐燕铭将此图案和已经送上的国徽图案归在一起。
6月10日下午4时，政协第一次会议第八次常委会讨论送审的国徽图案，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决定，“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据马叙伦、沈雁冰后来在《国徽审查组报告》中说，此次送会讨论审查的，“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共八种。
林徽因信没出现时，大家在看这两次会议史料时，前面还是七种，接下来就变成了八种，这多出来的一种怎么来的，什么形状的，谁报送的，什么时候报送的，均无法说明。于是以往大家在说到此节时，均含糊其辞，或不敢引用这前后两段话。现在林徽因信的出现，终于让这一关键节点上出现的国徽图案送审数量的参差得到了厘清。10日会把林徽因新报送的方形设计图案纳入了评审。
二、林徽因信争取到了周恩来等人对清华设计原则和风格的理解与认同
1949年9月25日晚协商会座谈会上，讨论国徽时，一开始，洪深和贺绿汀都是认为，“我的意见把第一图修正一下好些”，“我同意把它（即第一图）修改一下”，随后，张奚若和郭沫若沿着这个思路，开始谈如何修改第一图。没想到第五位发言的梁思成来了这么一段话，“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而且构图方面齿轮太规整，程式化，而麦穗又太写生，表现得不调和。中国图案有上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之国徽最好能用中国图案手法画出来。”虽然接下来有人提议第一图画简单一点，马叙伦建议“我们是否可商定一个原则，去修改”。但毛泽东听进去了梁思成的话，态度开始变得非常鲜明，“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毛泽东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马叙伦说，“最好还是决定一个原则”。徐悲鸿说“把第一图修改一下，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图案”。或许是受梁思成话的启发，张奚若此时转而来了一句锐评：“现在我们这些图案太像苏联之国徽。”郭沫若说“将它修改一下”。但毛泽东的注意力似乎已完全集中到梁、张的评价和意见上，“张是说像苏联，我们是否不决定原则”。此时，艾青和洪深还希望让张仃修改，但毛泽东已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看毛泽东的决定，实际上已完全否定了张仃等人的设计。何以如此，可能就是梁思成和张奚若的话深深打动了他。
1950年林徽因得知清华团队设计的图案可能遭到淘汰，立即致信沈雁冰。此信，她开宗明义说再报送一个方形图案以及为什么再报送，接着说明清华团队的设计原则和成员构成，以及玉璧图案传统寓意上的不妥之处，最后说明这次报送的方形图案的艺术效果、设计理念和报送目的，“再争取被考虑的机会”，还希望“把我们这诚恳的动机告诉”周恩来他们，以使他们对清华设计图案和理念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清华大学营建系关于国徽图样的设计说明书。
从信中林徽因说明玉璧图案的寓意不足的文字足可以看出她国学功力之深厚。拖着病体写信积极争取，看出林徽因的执著与坚毅。信中她所坚持“要为中国工艺保持它的光荣”“总想同西洋广告系统的图案作原则上斗争”“很是大众的味道”“民族型式的”的想法，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的坚守与融会。由此，读此信中林徽因的语气，虽然看上去谦恭，但又明白透露着一份自信。
◆周恩来在观看设计图案。
6月10日下午4时，政协第一次会议第八次常委会讨论送审的这八种国徽图案，周恩来主持。张仃等人新设计中出现的天安门图案，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决定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6月11日下午4时，全国政协国徽小组再次举行会议。马叙伦首先传达了政协常委会决定。虽然梁思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强调国徽“并非一张图画”“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对张仃他们的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但由于前面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此时张奚若、沈雁冰等人发言又都赞成采用天安门图形，国徽小组会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386页）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林徽因、莫宗江为主设计的图案。
于是一个矛盾现象出现了。10日会议虽然决定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但又决定“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11日会后，周恩来很快约请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再加稻穗元素，对国徽图案再进行设计，15日交稿送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林徽因这封信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她让周恩来明白了清华团队的设计原则，看到了传统设计风范的美，看到了这一设计理念设计原则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融会贯通，明白了他们对民族性的坚持。新中国恰恰需要激励人心的民族独立品格！这不仅让周恩来请清华团队再次参与设计，也为他后来最终认定清华图案打下了审美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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